其价值取向不仅仅是对现代性的接引，而是对现代性抱持一种强烈的反思态度。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际上王船山对阳明是纠错，对程朱是纠偏，他是在纠错和纠偏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王船山的知行观是有联系的。[6]123阳明的这段话很有诗意，但是有些问题，花树怎么不在心外呢?所以说，承认物质的客观性，是王船山本体论的一个最大的贡献，他的理论大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三)能所关系问题 船山哲学中，还提出了一个能和所的观念。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特别是在知行观里面，他对阳明心学的知行观，有很多具体的、生动的批判，他对朱熹的先知后行、格物穷理，也有很多的批判。

有人指着岩中花树问他：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2]296-297。这就不难理解《孟子》记载告子的人性学说，是以孟子与告子依次就人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本质、人性的内容进行论辩的形式出现，而且告子总是输家。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告子以食色为性，并据此反对孟子的以仁义为性。比照《性自命出》与《性情论》的文意与文字可知，二者在文意乃至文字上基本一样，实属一文，异名而同实。从其有性有生乎生(《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三》)③来看，应是认为性的本义就是生，因此可以从生的维度理解性，性在哲学意义上指人生来就有或者说天生就有的东西。还有，情性各有阴阳说的提出，虽是从阴阳的维度为人性善恶寻找形上根据，其实也是从阴阳的维度为人性本身寻找形上根据，这是值得注意的。

这样，从性字的结构来看，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性善者的人性属于性中的心，性不善者的人性属于性中的生。同样的，从其表层结构来看，有性善，有性不善是因，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是果。

以世硕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强调人性形上根据的内在性，认为人性根源于人自身的阴阳，从而从人之内解答了人性的形上根据问题。而人性善恶的先天性，意味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所谓的人性在本质上就是人先天的或曰与生俱来的特质，虽然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没有明言。扩而言之，天地万物的物质基础也应该是气，气乃天地万物的构成者、天地万物的形上根据或者说本原。而孔子二、三传弟子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孟子关于性气关系的论述⑥。

从养的角度看，养人之善性则善长而恶性不变，养人之恶性则恶长而善性不变。从告子生之谓性对于人性的定义来看，仁就应该是人性的内容、人性的构成者。请参陆建华：《告子哲学的儒家归属——人性的道德化研究及其它》，《文化中国》2003年第3期。这是儒家人性学说发展史上第一次对于人性本质的直接、明确并且准确的界定，也是告子对于其之前的儒家人物关于人性本质的理解所做的定义式解读与总结。

这是说，人性以及人性的发显、顺性而为本身是没有善与不善的价值指向的，就人性的发显、顺性而为所涉及的人我以及物我关系而言，虽涉及人性的善与不善，可是这善与不善也是不确定的。这里，涉及儒家对于情、性关系的理解，表明在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看来，情的问题是人性论中的重要问题，纳情于性是其一致的思路。

这么说，从性字的结构来看，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其人性中的善的东西、利他的东西论及性中的心，其人性中不善的东西、利己的东西论及性中的生，其人性内容在人性构成的层面就是完备的，涉及了人性的心生两面。由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言性有善有恶，意味奠基于人性内容的人性的价值指向有彼此对立、对等的两面，意味人性内容不仅可以分出善的东西与恶的东西、对他者有利的东西与对他者不利的东西这两种成分，也即分出仁德与食色、情欲，而且此两种成分是彼此对等、对立的。

问题是，王充对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概述，也即王充所提供的这些间接性史料是否准确、可靠呢?我们要先作论证。其三，公都子所言的告子，与孟子同时，并与孟子就人性等问题有过激烈的辩论，似与孟子一样是孔子的四传弟子。再说，虽然孔子二、三传弟子没有明言人性的本质，从其相关论述，我们也是能够体贴出来的。使得其关于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人性学说的概述成为其关于世硕人性学说的概述的陪衬，并且语焉不详。由上可知，从《性自命出》为代表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简来看，孔子二、三传弟子总体上认为人性在本质与内容层面都是同一的，人性指人的先天的、内在的存在，是不可改变的，人性的内容包括情欲智礼德等，涉及性字的心生两面。夫水无分于东西，犹人性无分于善恶也(《论衡·本性》)，就是据于此。

告子之后的儒家人物无论其人性学说呈现怎样的变化，对于人性本质的界定都与告子是一致的。当然，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也许并没有情性各有阴阳的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硕的情性各有阴阳就是自己的独创发明。

从其中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来看，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所有人的人性都是相同的，这种相同包括人性的本质层面与内容层面，人性本身是没有所谓善与不善的，或者说，人性在本质、内容上是没有所谓善与不善之分的，但是，人性的发显、人性的践行却有其善与不善之分、有其价值指向，并且其善与不善、其价值指向是不确定的，既可以走向善，也可以走向不善。还有，公都子概括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善恶的观点，孟子没有纠正，而是直接解答公都子的疑虑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当然，从其被称作子来看，也有可能是孔子的三传弟子，比孟子辈分高，虽然这种可能性并不大。(11)此段文字，李零认为原文是说，圣人与中材之人在人性上是相似的，他们生下来都没有什么坏心眼，中材以下的人，情况也是一样的。

⑦含福之福，裘锡圭认为疑当读为‘富，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虽然人性与仁义等的产生有着联系，但是，人性是人性，仁义是仁义，二者根本不同，不可混为一谈。这是说，人性的内容包括善的东西和不善的东西。⑧逢性者，悦也之逢，郭沂认为依李零应释为逆，但是，李零认为此逆是逆顺之逆，与‘顺字相对，郭沂对此没有注意，将此逆解读为迎受，应是疏忽了。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联系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论性而言及情，似可推断，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认为人性的实践含有人之情的发显，情的发显对他者也具有利与害两面，因而人之情也有善与恶两面。

由于阴阳内在于人自身，可知这种形上根据是内在于人的。另外，从孔子二、三传弟子所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来看，人性直接来源于命，并通过命而最终根源于天。

这样，虽然在人性之善恶是否可以养的方面，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与世硕存在不同，可是，在人性的本质上，他们的理解却是相同的，都认为人性就是人的先天的、内在的本性，人性在本质层面是相同的。此外，告子的人性学说保存于《孟子》之中，将保存于《孟子》之中的告子的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思想与王充对告子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相比照，也可以发现，王充对告子人性学说的概述也是较为准确的。

顺便说一句，王充概括告子人性学说曰：告子与孟子同时，其论性无善恶之分，譬之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这样，世硕的人性论就是对虙子贱、漆雕开的人性论的发展与改造。我们知道，《论衡·本性》虽是王充探讨先秦以及汉代儒家人性学说的论文，但是，基于其人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而立论，所关注的主要是先秦以及汉代儒家代表人物的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也即人性的价值指向问题，而对这些人物人性学说中的人性的本质、内容、根据等问题并未做正面的概括与论述。我们来看告子的话：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②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人性的形上根据是外在于人的气与天。

再从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的表述来看，孔子二、三传弟子认为人人皆有性，但是，心之志却需要物悦习的作用才能最终确定下来。由于人性的价值指向在现实层面奠基于人性的内容，或者说决定于人性的内容，可知，在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看来，人性在内容层面是相同的。

这里，这种概述是客观而准确的。中人以下者的性由情欲所构成，涉及性字中的生，其价值指向恶。